——东亚经济的崛起的确引人关注，但是、东北亚为什么没有真正形成世界级的传媒市场“巨无霸”呢？
——新常态下的中国产经、财经传播媒体已经、正在或将要发生种种类似21世纪报系和京报系等非常事件、迷失的传媒人、面对迷蒙的传媒市场化更加迷茫……
中国现阶段主流的产经、财经传播行业的理论、市场运营策略都是基于发达工业国传媒市场的舶来品，二战后经济领域侧重于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侧重于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传媒市场一系列的运作之所以在中国水土不服，实质上是没有真正区分发达国家、准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等之间的差异性，以致于当下中国的产经新闻界（例如汽车产业）和财经新闻界无论是理论、还是改制进程中难有突破、姑且不谈行政性人为因素和制度安排的缺陷，这两大主流细分媒体行业缺失反思、匮乏理论创新、才会在传播媒体改制的新常态下中“剑走偏锋”！
新常态下的媒体人、尤其是与经济范畴息息相关的产经与财经媒体人、甚至相关公关人、广告人的出路在哪儿？思路决定出路！而出路则既包括了“柳暗花明”的活路，出彩！也包括了“万马齐喑”的死路、出格！总之，路在眼前——新常态下的新结构经济传媒市场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最新学术观点，他说了这么两段话：“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就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若想对本国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认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建立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思想，并据此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
林毅夫对新的经济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做出了专业概述：“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主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空给定的要素禀赋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架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形成竞争优势……”。其实简单概括其出发点为（你）有什么？能做好什么？
作为产经、财经媒体人、以及相关公关人、广告人、首先应以此为“零公里”的出发点，扪心自问一下：你有什么资源（本事、本钱）？你能做好什么传播？
姑且不论周边环境多么糟糕，只要你有追求的动机，通过局部的务实微创新，结构转型或升级、就可以实现个人、乃至媒体、企业、市场的动态增值！至关重要的是媒介（媒体、公关广告企业）市场应当放弃赶超战略、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在转制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自身的自生能力，实现从所谓转制的“双轨制”的扭曲中渐进的业态配置。我个人认为：资源配置不能一味地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例如公共社会资源（包括媒体、医院、学校等）应当首先社会化而不是市场化，即使市场化也应当是非完全自由化的泛市场化，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所决定的，因为“理论的活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林毅夫语——作者按）我们迫切需要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对迷蒙的产经、财经媒体的主流传播理论进行反思！我们媒体人的之所以迷失，一个前提就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带来的主流传媒思潮的异化，我们迫切需要从主流的“内生增长”观点转换为“自生能力”的微创新观念，从而调整好心态，而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定业态！
新结构经济范畴下的传播学强调的是：中国的产业新闻、财经新闻要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发展，要从你有什么（要素禀赋）和你“能做好什么”（比较优势）入手，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将只是在传播媒体的市场化，社会化中、为能做好的产业新闻媒体、财经媒体消除行政瓶颈，协助其社会化、以及推进产经和财经主流媒体做大、进而帮助把这些媒体产业做强！
中国的媒体界、传播业具有后发优势，当下的当务之急不是只引进，而应是超越多发达国家主流的传播理念，结合中国经济新常态探寻其背后的逻辑，从而在现有语境下微创新做出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引领学术界的媒体传播改革的主流话语权——新结构经济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就看我们能否打开新结构传播学的一道门了——媒体人、包括公关人、广告人在新常态下的出路在于思路……
谢卫列
（偶感于北京-巴黎的CA933航班上）
2014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