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非典暂时告一段落了，应当反思一下汽车行业自身在这一非常时期的表现了，我试图用最新的哈佛观点诠释我对这一悲剧的另类关注。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谢非在后非典时期作为老革命后裔、知名学者和导演，以及非典康复者，曾就当前一股脑的歌颂题材表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他不会接受这类歌颂式的剧本，他更关注的是对非典批判的社会题材——不错，文学艺术上的批判现实主义造就了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文艺繁荣，在非典时期中华民族面对的危机，丝毫不亚于太平洋对岸的“9·11。
”站在汽车领域里，我想应当反思一下中国企业领袖们在国难当头是如何领导的，若再遭遇国难时中国汽车企业领袖应当如何施展领袖魅力？
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的教授简·达顿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企管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彼德·弗罗斯特等合作开展的研究项目“同情实验室”（Compassion Lab），研究表明：“企业领导者是否能够激发出整个企业的同情心会直接影响企业在危难时刻保持绩效的能力”。“富有同情心的领导者往往会采取公开的行动，不管这些行动的力度或规模如何，他们都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并能激发其它人采取富有同情心的行动。”美加学者强调：“领导者的同情心有两个层面——一是意义环境，领导可以创造出一种让人们自由表达和讨论感受的环境，进行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痛苦；二是行动环境（context for action），领导者创造让经受或目睹痛苦的人找办法减轻苦楚。企业领袖完全可以公开展示自己的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为企业树立一个典范”。
非常时期，非常遗憾，中国汽车企业领袖们在非典和后非典时期没有一位站出来公开对社会公众的同情，甚至在这些企业的网站上也找不到面对国家突发的公共事务危机，企业领袖应当表现出大家风范的社会责任感或同情心；哪怕是象征性的公开表述，都会激励员工、员工家庭，以及广大的品牌车用户（家庭）、乃至社会公众。
可以检索到的公开信息可以反馈出中国汽车领袖们缺乏人格魅力中最起码的同情心，当然此话不宜过于武断；毕竟驻华各大汽车跨国企业、各国字号大中型企业都捐助了数十万、上百万元的专项资金、车辆，但5月份全国轿车产量超过17万辆，1至5月产量超去年同期30%，而汽车消费指数下挫25%左右，产销“剪刀差”加大……更主要的是汽车产业成为支柱型产业中贡献率排行跻身首位，成为非典时期唯一两个不受“感染”的行业（另一个行业是通讯业）；所有这一切你、我都会发现平日低调的汽车企业领袖们在国难中仍很低调，本来可以身体力行、树立典范，使企业形象、尤其是无形资产和美誉度、忠诚度产生倍增效益的天赐良机流于平庸，企业领袖在组织中的个人形象，尤其是在员工群体和用户群体中产生了负效应；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美加学者的结论：“作为企业领袖，你可以树立正确的榜样，唤醒人们的同情心，也可以利用组织的资源强化同情行为并使之制度化。”中国汽车企业领袖的平庸就源于没有制度化的资源。
“9·11”事件后两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要求打破1660年来的惯例，在换岗时演奏美国国歌，让成千上万远离家乡的美国人倍感温暖，“911”后美国密歇根州杰克逊医院的医务人员将自己的假期自愿捐赠给需要长假期的人，摩根士丹利（Maogon Stanley）在遭到重创后收集所有员工信息建立家庭需求服务网站、美国TJX公司总裁亲自为员工请悲伤心理咨询师……所有这些大洋彼岸的故事都被称作“积极的同情螺旋效应”（positive spirals of compassion）——即一个同情行为激发另一个同情行为是普遍的现象。中国汽车企业领袖非典时期的表现差强人意，面对产品、价格的同异化竞争，市场无形的手往往是悖论迭加的，如果一个汽车企业领袖能真正反思自身的言行，从最起码的表达同情心开始，不仅会增加来自企业内外的忠诚，而且会在同异化产品、价格平台上细分显示出人文关怀的差异性所拉动的品牌车消费潜意识与消费冲动。据说非典今冬或以其他病毒方式肆虐，面对又一轮公共（卫生）事务危机的可能性，肩负企业重任的中国汽车企业领袖及其核心团队，又将交上怎样的一份答卷呢？中国汽车企业领袖除了需要同情心之外，还须要车圈批判现实主义的胆识，这就是中国汽车企业领袖面对的基本国情。（谢卫列）
[主编手记]根据哈佛商学院最新推出的专论阐述对中国车市的影响是一种尝试，既可以让受众得到最新的商业观念，也可以促进中国车市与国际化与专业化的接轨，不定期推出的“论语”并不代表本网汽车频道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