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玉民的过往注定无法清零,爱恨也不能随意。
2020年12月4日,在华晨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15天后,祁玉民的退休生活戛然而止。当纪委监委敲开大门,告知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将被调查之时,萦绕在这位充满争议的“华晨前掌门人”身上的是是非非似乎已经有了定论。
半年后的今天,针对祁玉民的最终调查结果公之于众,触目惊心的“九宗罪”再度引起一片哗然。
祁玉民的“九宗罪”
经查,祁玉民丧失理想信念,无视党纪国法,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反议事规则违规决定重大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兼职取酬,搞钱色交易;对华晨集团虚报利润问题失职失责;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非法收受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祁玉民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挪用公款犯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祁玉民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这样的结局,祁玉民应该早已能够预料。在他离任时,曾用一句的“过往清零,爱恨随意”,总结过去在华晨集团的13年。回头来看,看似“功过自有后人说”的云淡风轻中潜藏着逃避过错的懦弱。或许,一纸罪状过后,惶惶不可终日的祁玉民甚至会有一丝释然。
2005年年底,一列从大连开往沈阳的火车上,祁玉民望着窗外风雪交加,一股无法抑制的悲壮在内心翻腾。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陌生的工作,一切来得如此突然,轰隆作响飞速前行的列车载着异乡人的无知与无奈驶入茫茫夜色之中。
既来之,则安之。刚开始,祁玉民还是想要为这家身处亏损旋涡的企业做点事儿的。他一经上任,便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短短时间内,祁玉民不仅利用降价策略在当时狂热的汽车消费市场中得到快速响应,一举将华晨推上销量增长冠军的宝座,还通过银行贷款,用于上游零部件供应商供货生产,缓和了吃紧的现金流,为持续亏损的华晨汽车争取到宝贵的喘息时机。
在当时的有些人看来,祁玉民不像此前决策者那般优柔寡断,他硬朗、果断的办事风格让华晨汽车一改往日的颓丧。2006年,祁玉民牺牲“中华”之名,在低价竞争中将华晨从仰融事件的余震中拉至巅峰,中层流失、经销商逃离等种种阴霾似乎都在一份年销超20万辆,同比增长71.4%的成绩面前烟消云散。
彼时,包容开放的市场仿佛容得下所有的“肆意妄为”,也在故纸堆中存留下他为数不多的骄傲与辉煌时刻,那时的华晨看上去是如此地踌躇满志。但可惜的是,故事的脉络未能如预想中那样发展,反而在一系列的战略失误中,华晨与祁玉民一步步滑向深渊。
“黑色范本”
在解决华晨宝马亏损问题时,他孤注一掷地采取了退让政策,将本来握在手中的华晨宝马财务权、销售权等权限让给宝马汽车集团,由宝马集团掌控华晨宝马的销售体系。
此举虽然在经营效益上为华晨中国带来了持续的利润输出,但是却让华晨宝马沦为宝马集团在华的代工厂,华晨汽车成了那个终日靠着吮吸宝马利润,不思进取的“巨婴”,最终沦落为了第一个被打破合资股比的企业。
在解决自主品牌发展问题时,祁玉民又简单地采用“躺平”策略,背靠宝马先进的技术资源,却将每家车企视为发展核心的自主研发抛到一旁。
“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祁玉民毫不避讳华晨的拿来主义理念,下场便是错失中国自主品牌的黄金增长期,在迟缓的产品战略中逐渐被市场边缘化,再次踏入亏损的阴霾中。
华晨汽车自主板块在2015年-2019年分别亏损5.4亿元、6亿元、8.6亿元、4.2亿元、10.64亿元,总计亏损近35亿元。而合资品牌华晨宝马,其在过去五年时间为华晨汽车集团贡献了39.23亿元、39.93亿元、52.33亿元、62.45亿元及76.26亿元,累计利润达269亿元。
在2020年上半年,华晨中国的营收仅为14.5亿元,净利润40.25亿元。剔除华晨宝马贡献的43.83亿元净利润,这就意味着华晨中国本身亏损已经超过3.4亿元,而具体的全年财政报表到现在也未能公布,结果也可想而知。
此前,祁玉民曾为华晨量身定制了‘大飞机’战略,其‘飞机’机身部分为中华轿车业务,两只机翼则为华晨宝马和华晨专用车业务,试图用市场换技术,用宝马反哺中华和金杯。如今一边是巴伐利亚人的愈战愈勇,一边是华晨集团的积重难返,对这架“飞机”的制造者祁玉民来说,讽刺无比。
华晨集团从昔日自主领先到持续亏损直至破产,尽管并不能将所有因果都归结到祁玉民一人头上,但在处理合资与自主发展关系上的错误、任职期间对党和人民的辜负,都让他成了“人祸”的典型代表,对华晨集团的惨烈下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接受调查之前,行业内对祁玉民的评价是,他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出发构建自己的价值取向,重国有资产而轻产业实绩,重账面数字而轻实力根基,重求稳自守而轻开拓进取,形成了“对得起国有资产,对不住行业”的撕裂形象。但现在看来,祁玉民在华晨的13年间既没有对得起国有资产,更对不住行业的健康开拓。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华晨中国的港股已经停牌3个月了,或许风波之后,华晨中国在股票市场仍有重启的机会,可祁玉民的过往注定无法清零,爱恨也不能随意。那些年里对自主研发体系的轻视、对产品品质的忽视、对内部架构的漠视让他成为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史上标志性的黑色范本,不断警惕着如今的前赴后继者。